揚州寶應縣城西三元巷北段，與姜家巷平行，有一短巷口，向西走到底，可見一座保存較為完整的典型清代民居。門口有一方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紅色標牌，上寫“劉氏‘五之堂’”。根據(jù)記憶，現(xiàn)在釘有紅色標牌的門是這組建筑的最后一進。它面南的正大門在姜家巷。兒時，跨過高門檻，進大宅門，抬頭便看見高懸于梁上的“太史第”匾。穿過門廳，轉(zhuǎn)彎向東，沿著一條與面西側廂相對的冗長的火巷向北，依次可見四進院落，每進都有院門開關。第一進的門常鎖著，據(jù)說那是宗祠，里面放著先人牌位，聽父輩講，這就是“五之堂”。這森嚴的大院，當年給我留下諸多的謎：為何大門樓高懸“太史第”匾額，祠堂為何叫“五之堂”，它與痘神廟街內(nèi)的“五子堂”巷有何聯(lián)系？它是何人所建？建于何時？……直到目下退休后，才有暇試探其源，經(jīng)多方走訪與查索，逐步剖剝開這心中的懸疑。
寶應劉氏，為江淮旺族。據(jù)傳為唐代大詩人劉禹錫之裔，上溯自西漢著名文學家劉向。縣政協(xié)文史委劉世昌先生言：“明洪武年間，蘇州閶門劉壽，遷來寶應，其后子孫繁盛，稱為寶應‘東劉’。……劉壽第十二世孫劉彥矩，以四書中的《中庸•問政篇》所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要求子孫，在寶應建了新堂號。此為“五之堂”之始。久之，便成為家族與其產(chǎn)業(yè)的代稱了。在寶應的“五之堂”有東、西、中三處。東“五之堂”是劉氏老宅，大門在五子堂巷十五號，現(xiàn)在的影劇院宿舍區(qū)內(nèi)，舊屋原貌仍依稀可辨。五子堂巷因東“五之堂”而稱名，那巷名標牌上的“子”字錯了，應為“五之堂巷”才是。西“五之堂”即為姜家巷“太史第”。而原位于城中小學范圍內(nèi)的中“五之堂”，則已鮮為人知了。
西“五之堂”始建于明萬歷年間，擴建于清嘉道年間。建筑坐北朝南，前后五進，總占地3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1800多平方米，整體布局氣勢恢弘?；ù暗耖埽瑑?nèi)部結構十分精致。前四進砌有廊軒，后一進還是兩層的樓式建筑。樓房的后面是堆放柴草和作倉庫之用的平房。正方的東西兩邊分別為花園、學堂、廚房和傭房。原大門上刻有一副楹聯(lián)：“東林理學，西漢文章”字體粗壯，蒼勁雄厚，可能是太史公劉彥矩的手跡。劉彥矩，劉永沁昆孫，幼孤貧，長益攻苦，博綜群書。清嘉慶己巳年（1809）進士，官國子監(jiān)學錄，后升博士。居官勤慎、治學嚴謹，接物溫裕，教人宛微。據(jù)《劉氏“五之堂”家譜新編》云：“太史公，累次考績被貤封達十級之多，累級官階至太史有余。暮年，欽命彥矩退歸林下，撥款建造府第，頤養(yǎng)天年。府第建成后，賜‘太史第’金字巨匾一楨。”這就是劉氏并未有人任過太史而堂懸“太史第”匾的由來。其實，清代修史書是翰林院的職掌之一，所以習慣稱翰林為太史。
劉氏家族，人才輩出，明末即初顯頭角。明萬歷間，劉永澄是劉氏第一個進士，也是明朝劉氏惟一的進士。任順天府教授，國子監(jiān)學正，遷兵部職方司主事，未及赴任，病卒于家，年僅三十六歲。他是東林黨重要成員，“宋學”造詣殊深，北方學者稱他為“淮南夫子”。大門楹聯(lián)的前句指的即是他，而后句指的該是劉向了。永澄弟永沁，雖為貢生，亦治“宋學”，以程朱為宗，人稱“淮海先生”，與其兄有“安宜二劉”之譽。清季，劉氏科貢最為發(fā)達。寶應登科的三十九名進士中，劉氏竟占十二名，中式的舉人有二十一人，為朱劉喬王四大家之冠。其中，劉臺拱，劉履恂，劉寶楠均為乾嘉學派最具影響的權威人物。還出現(xiàn)劉無非、劉文芳、劉文蘭、劉淑曾等女詩人。最輝煌的時刻，當數(shù)光緒十二年（1886），寶應一榜中了三個進士，且全為劉氏“五之堂”的子孫。他們是劉岳云（彥矩從孫），劉啟彤、劉啟襄兄弟（彥矩嫡曾孫）。想當初，龍榜捷報頻傳，報卒走馬流水，“五之堂”前熱鬧非常，姜家巷內(nèi)人流如織。這不僅是劉氏門中的榮耀，就是寶應城內(nèi)的百姓，也為之欣然，其場景，當不亞于嘉道年間朱氏兄弟三進士的盛況。劉岳云，師出成孺，與成肇麟，馮煦被譽為成門三俊。1909年任紹興府知府，為人中傷，在任三個月罷官而歸。青年時，英俊氣盛，文章翩翩，有不可一世之氣概。經(jīng)史諸子，天文地理，經(jīng)濟政治，詩歌詞賦，數(shù)理醫(yī)藥，無所不通。是一位學貫中西的通才。一生著書五十余部，二百余卷，著作之多，獵涉之廣，文采之豐，為寶應著者之冠。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劉震，以示與舊王朝決裂。由馮煦親撰的劉岳云墓志銘于1970年在黃浦出土。文中不僅敘述了劉岳云的生平事跡，還真實地記敘了成門三俊之間真摯的友情，讀后令人潸然淚下，感嘆不已。
劉啟彤是清末寶應惟一的外交家，青年時好游歷，登第后曾任兵部主事，分管職方司。光緒丁亥（1887）春，奉詔先后赴英、法、印度、東南亞等地考察，成《星輶考轍》、《英法政概》兩書，記述了國外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實況，對當時推進改良，實行維新，提倡洋務起了積極作用。光緒癸巳（1893）春，隨李鴻章前往晉北、永平、遵化等地放賑救災，全活無算。同時修浚北運河、鳳河諸工，是個頗能踏踏實實為民辦實事的干才。
改革開放后，欣逢盛世，劉氏后人于九十年代費盡勞力，重修了劉氏“五之堂”族譜，讓我們對“五之堂”歷史有了系統(tǒng)的了解。現(xiàn)在，他們分布在全國各地，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奉獻力量。我們祝愿“五之堂”的后人，和全國人民一樣，與幸福和諧的社會同步，蓬勃日上再創(chuàng)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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