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高郵“十大歷史之謎”揭秘
高郵鎮(zhèn)國寺
高郵，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一座歷史名城。若從新石器時代的龍虬莊遺址形成年代算起，高郵至少承載著7000多年以來的人類燦爛文明。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新方志編纂工作以來，高郵市的方志工作者開始重視對本土史料的研究和利用，許多史志愛好者也紛紛加入到史料研究和利用的隊伍中來，出了許多成果。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和歷史的種種原因，造成志書、史籍記述的缺失、遺漏、含糊，而不完善、不統(tǒng)一、不公允等諸多缺憾，給歷史留下許多疑團和懸念，引起人們的猜測和爭議。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有“十大歷史之謎”。
龍虬莊遺址先民的突現突隱
1993年，由南京博物院、揚州博物館、高郵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在高郵市一溝龍虬莊考古發(fā)掘，發(fā)現和確認龍虬莊是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規(guī)模之宏大、文化面貌之獨特、文化序列之完整，令專家學者們驚嘆不已。1995年、2001年，該遺址先后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國務院分別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是，該遺址發(fā)掘時發(fā)現中間僅存2000年左右的文化層，此前此后出現了文化斷層。距今7000年前，龍虬先民是從哪里來的？距今5000年后，龍虬先民又去了哪里？來無影去無蹤的先民聚落給遺址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迷霧。明清《高郵州志》，雖列有“龍裘莊”條目，但條目下僅注有“位于高郵城東北”的簡略記述，未能提供相關信息。
2007年，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主席的姜文定同志，在他所著的《走進高郵》一書中給出了最新答案。該書稱，“根據考古工作者大量的比較分析，可能是突然消失在距今7000年左右淮河上游賈湖文化的先民，在當地生態(tài)資源日漸枯竭，而尋求新的生存空間時發(fā)生了一次文化遷徙，他們徒步來到人類環(huán)境優(yōu)越、草木茂盛的龍虬莊”。“就在龍虬文化繁榮時代，即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低洼的江淮東部變成汪洋一片，給龍虬莊先民們帶來了災難，他們不得不又一次遷徙。一支先民可能經江淮中部，最終到達淮河上游一帶；另一支先民可能沿海北上，艱辛輾轉跋涉，最終到達日本九州北部，成為日本彌生文化先民的一部分。
龍虬陶文的寓意秘密
在龍虬莊遺址發(fā)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從遺址原生態(tài)小河邊，采集到一片泥質黑陶盆沿口殘片，上面有8個刻畫符號，左行4個符號類似甲骨文，右行4個符號類似動物圖形。經碳十四測定，該陶片距今約4000年左右，即為在龍虬莊遺址文化斷層之后，出現的又一聚落先民的遺存。今被專家學者稱為“在中國首次發(fā)現，僅此一塊”的“國寶級陶片”，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其陶文拓片已被收入《中國上古書法史》。但是，該陶片上的8個刻畫符號究竟為何種示意？引起全國文物界、史學界、書法界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爭議。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在《東南文化》雜志上率先發(fā)表題為《談高郵龍虬莊陶片的刻畫圖文》一文稱，此片符號分為兩組，其中，一組四字，第一字未明，第二字為“年”字，第三字可釋“朱”字，第四字可釋“尤”字，“朱尤”即“祝尤”；另一組繪有四只動物，似怪獸蟲魚之類。并指出，該陶片可視為“古代祝尤巫術之寫照”，亦可“看作揭示圖文并茂的古代記錄之一例，足見它的重要性”。1998年，西北大學古文字學家周曉陸在《東南文化》雜志上以題為《生命的頌歌——關于釋讀龍虬陶文的一封信》稱“龍虬莊陶文極其重要”，“關系到文化起源”，是中國“草書之祖”、“最初的漢字藝術品之一”。
2004年，全國眾多媒體紛紛刊載、轉載新聞記者采訪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莊天明的專題報道，稱“從江蘇省高郵市龍虬莊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遠上千年，該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八個類似文字的刻畫符號，左行四個字，近似甲骨文；右行四個字，類似動物側視圖形，分別似獸、魚、蛇、鳥”。時至今日，社會各界對龍虬莊陶片刻畫符號及其含義，雖未作出明晰而統(tǒng)一的定論，但一致肯定其歷史文物價值非常珍貴。
帝堯出生地之爭
魏晉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載，“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載，“高郵有北阿鎮(zhèn)，離城九十里，即晉時三阿”。明嘉靖《揚州府志》、清嘉慶《高郵州志》“北阿鎮(zhèn)”條目下均載，“（高郵）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三阿”詞條下注“在江蘇高郵縣西北”。在中華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中，今高郵湖區(qū)西部標有三阿地名。20世紀90年代初，金湖縣地名辦副主任李義海認為，金湖縣是從高郵劃出的，且位于高郵西北，故三阿即今金湖縣域內的北阿鎮(zhèn)，亦稱塔兒集，即塔集鎮(zhèn)。于是，“帝堯出生于金湖”的消息便迅速出現于各大新聞媒體，而引起轟動。寶應人則撰文說帝堯出生于寶應縣射陽湖鎮(zhèn)。揚州、高郵等地人士當有別論。毋庸置疑，史書典籍已將“三阿”定位在高郵，關鍵是“三阿之南”今在何方？一時，帝堯出生地之爭，成為一個區(qū)域性的熱題。
1998年，泗陽縣社會學家談家德在《中國地名》雜志上發(fā)表《堯出生地芻議》文章，稱“《天長縣志》說，‘東北高郵、天長縣界有三阿’，‘三阿之南，最近處系當明之天長城門鄉(xiāng)或今之天長湖濱，遠而至今高郵湖西南五湖或白馬塘’。”進入21世紀后，揚州大學教授陳清碩，揚州市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印志華，以及高郵張愈、孫鐸、楊國寶、肖維琪等一大批熱心研究堯文化的愛好者，先后以不同論據、不同角度，分別發(fā)表《堯出生于高郵》《堯文化與揚州》《帝堯出生地考》《帝堯出生地在高郵神居山一帶》等文章，將“三阿之南”定位在高郵市的神居山一帶。
2007年，“高郵：堯文化發(fā)祥地”高層論壇在高郵市舉辦，19名中國先秦史學會專家、教授、學者和一批史志工作者、愛好者與會。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李學勤，在他所作題為《從堯舜禹談到高郵》的主題報告中說，“三阿就在高郵，高郵是古代史中有關帝堯傳說的重要地點，高郵是研究和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點，研究高郵地域文化以及江淮文化圈，是重建長江流域古史工作的探索和開拓。”中國先秦史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宮長為在會上最后說，高郵堯文化研究者深入研究首先得出“堯出生于高郵”的結論，進而推導出“高郵是堯文化的發(fā)祥地”的結論，應該是有說服力的。此次會議最終作出“高郵是堯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的結論。
臨澤夏禹王廟的由來
明清《高郵州志》均記載，“夏禹王廟：在（高郵）臨澤鎮(zhèn)，以大禹排淮注江道出于郵，故立廟祀之。”夏禹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封建王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又是歷史上家喻戶曉、深受人們崇敬的治水專家和御水英雄。他在高郵領導組織和實施過治淮大型治排水工程的業(yè)績，便成為高郵歷史上一個重要古文化的代表與象征。但該廟因未有史料明確記載建廟時間，而引起種種猜測。
2013年，高郵市政協主席倪文才就夏禹王廟問題深入進行史料查證和民間調研，撰寫成《臨澤夏禹王廟的前世今生》一文。該文稱，“據查，明嘉靖《惟揚志》所載隋唐高郵地形圖中，在臨澤鎮(zhèn)的西南方向標有禹王廟。因此，臨澤禹王廟最遲在隋唐時期就已建成”。
運河高郵段的頻繁變道
今人只知道，京杭大運河高郵段北從界首起，途經馬棚，沿高郵城西沿，經過車邏，止于邵伯。但對歷史上該段河道河線如何頻繁變化卻鮮為人知。
2013年，肖維琪在查閱許多史料、志書、水利檔案后，撰寫成《高郵運河十八變》一文，首次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向人們講述運河高郵段歷史頻繁變道情況。該文稱，運河高郵段，源于“春秋吳王夫差開筑邗溝，溝通沿境（注：指高郵境內）諸湖入淮”，此后分別于東漢建安二年、西晉永興初年、東晉興寧中期、隋開皇七年、隋大業(yè)元年、宋初、宋天禧四年、明洪武九年、明宣德七年、明弘治三年、明萬歷四年、明萬歷十三年、明萬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七年、清康熙六十年和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1959年、1984年，共發(fā)生18次較大的河道河線變化。其中，大的便名有4次，即：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稱為“邗溝東道”；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書》始載“揚州運河”高郵段；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尚書張玉書在奏文中首稱“里運河”；新中國成立后，從北京至杭州對運河全線進行改造，高郵運河段通過東移、裁直、拓寬、浚深，成為當今的“京杭大運河高郵段”。
“盂城”地名的溯源
高郵，歷史上曾喚作過“秦郵”“三阿”“幽州”“神農”“廣鄴”“高沙”“承州”“珠湖”“盂城”“散州”等地名。這些地名的由來多有史料記載，唯獨“盂城”僅引見于古詩詞。如明末清初地理歷史學家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稱，“宋時州人秦觀詩曰：‘吾鄉(xiāng)如覆盂，地處揚楚脊。環(huán)以萬頃湖，天粘四無壁’。故高郵城亦曰盂城”。今人援引亦系該詩，究竟何時何因稱“盂城”，卻不得而知。
2013年，揚州職業(yè)大學師范學院（高郵）教師陳友興在《高郵日報》上發(fā)表《盂城之由來》一文。該文稱，宋王象之編著的《輿地紀勝》和宋祝穆編著的《方輿勝覽》關于“盂城”的引文，只言郡志和《高郵志》，即宋代的高郵方志?！斗捷泟儆[·郡名》曰，“盂城，郡志謂：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狀如覆盂。”《輿地紀勝》“景物”目的記載，與此類似，唯稱引文為《高郵志》。因此，宋《高郵志》本身才是“盂城”這一地名的首倡者?！陡哙]志》的最初版本，至遲應追溯到熙寧八年（1075年）以前的北宋中前期。
元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
據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的《中國歷代名王的細節(jié)人辭典》載，元末江浙農民起義首領、割據勢力頭目、泰州人張士誠，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攻下高郵城后，自立誠王，國號周，年號天佑。高郵明清及以后志書均將此事列為高郵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對張士誠在高郵稱王前前后后的具體情況，尚欠詳盡記述。
2013年，肖維琪經過廣泛收集資料，撰寫成《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長篇文章，全文分為“泰州舉事”“高郵稱王”“蘇州敗亡”三個部分，第一次較完整、具體地敘述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及前后的情況。尤為較具體地記述如何血戰(zhàn)高郵三垛鎮(zhèn)、智取高郵城、設王宮于高郵城內承天寺、毀寺中觀音銅巨像鑄行錢幣、從高郵遷都至平江（今蘇州之地）先后改稱周王和吳王、元順帝數次發(fā)兵高郵攻城與招降等細節(jié)。該文說，張士誠在高郵建都從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至十六年（1356年）四月，只有兩年多，但高郵在張士誠統(tǒng)治下長達11年之久。讀了此文，可令人知悉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的全過程。
明右丞相汪廣洋后裔與墓葬的下落
歷史上有史記載，高郵出過最大的官是明初右丞相汪廣洋。據史書載，汪廣洋（？～1379年），字朝宗，高郵人，通經史，善篆隸，工詩歌，元末中進士，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年（1377年）兩度被拜為右丞相。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受左丞相胡惟庸毒死御史中丞劉基案牽連，被賜死。但對汪是否“株連九族”問題，未有史料記載。若未“株連九族”，汪廣洋后裔又在哪里？明隆慶《高郵州志》載，“相公墳，不詳其名、年代。或曰：丞相汪廣洋墳也。其墳方三十余畝，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州志對汪廣洋墓葬記述十分含糊，汪廣洋到底尸歸何處？令人費解。
2013年，高郵市政協主席倪文才和市政協秘書長林榮巖從家住高郵城的汪曾祺妹夫金家渝口中得知，曾有山東臨清三個姓汪的人到他家尋親問祖時，自稱是汪廣洋的后代。于是，他們和高郵市政協文史委主任孫曉寶沿著這條線索，趕赴臨清進行實地尋訪。據汪廣洋18世孫、臨清市政協主席汪保遠等人介紹：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株連殺戮氣氛仍恐怖全國，汪廣洋后人幾經躲藏來到山東，其中，汪長子汪子持攜長孫汪彥才、長侄汪彥琛暗徙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棗科里（今臨清市唐元鎮(zhèn)西棗村，又稱陶山）；次子汪子守、幼子汪子元及四孫則隱居福山，并改為王姓。如今，山東臨清有汪廣洋后裔3萬多人。臨清博物館在2009年的文物普查中，才發(fā)現汪廣洋墓葬于臨清郊外的八岔鎮(zhèn)，墓地立有多位歷史名人為其所題碑刻。據汪后裔收藏的《汪氏族譜明丞相后裔卷二》載：“1392年，汪廣洋長子子持為避牽連，推柩攜子、侄，由山東福山遷至館陶楊二莊僦屋而居，并將公之柩隱葬”。今該處已建成汪廣洋家族墓園，列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至此，汪廣洋后裔和墓葬的去處，才真相大白。
清吳三桂后裔的藏身之處
據史書和典籍記載，被稱做“一代梟雄”的吳三桂（1612～1678年），系高郵人，從小習武，曾中武舉，以父蔭襲軍官。明末任遼東總兵，封平西伯。清初封平西王?？滴跏辏?673年），舉兵叛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據嶺南六省?？滴跏辏?674年），稱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陽），國號大周，改元昭武元年。后因屢敗，憂忿而死。子孫繼位，至洪化三年（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為清所滅。此后，清對其“逆屬人口”、“部下舊人”繼而進行十余年的大清查，吳氏族人幾近斬盡殺絕。但是，吳氏族人是否有人躲過這一劫，史料未有記載，僅偶有民間傳言，而致其撲朔迷離。
2012年9月，高郵市政協秘書長林榮巖根據相關信息，前往貴州岑鞏馬家寨進行探訪，通過走訪吳氏家史傳承秘傳人和當地文史學者與文史愛好者，并查閱當代清史專家李治亭、滕紹箴關于馬家寨考證研究的專著，撰寫成兩萬多字考證文章，終于揭開吳三桂妾陳圓圓攜吳后人逃逸、隱藏的歷史秘密。據吳氏秘傳人口口相傳，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吳三桂突然病逝后，其次子吳應麒命將軍、親信馬寶和鎮(zhèn)遠守將江義秘密護送，養(yǎng)母陳圓圓扶吳三桂靈柩，并攜次孫吳世珺、三孫吳世珵及兒媳涂氏等人，從湖南衡陽（今湖南省衡陽市）由水路經常德、沅州，到達云南昆明，后又秘密轉至貴州思州（今貴州省岑鞏縣），在知府李敷治的幫助下，隱藏于猴子嶺的搭茅洞。因居深山洞穴，涂氏葬身于虎口，不得不先后移居屋場田、老屋場。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吳應麒兵敗平遠后，回到陳圓圓身邊，與兩子會合。為瞞人耳目，躲避清廷追殺，便取馬寶之馬姓將其居地叫做馬家寨。從此，吳氏后人定居于此，休養(yǎng)生息，繁衍子孫,歷經300多年。馬家寨現有230多戶、2000多人口。在馬家寨北側一個寬數百米的朝陽山坡，為吳氏家族墓地，居中的是吳三桂、陳圓圓、吳應麒的墓葬，墓地中唯一外姓墓葬是馬寶將軍墓，均立有清代墓碑，其碑文十分隱晦含蓄，且有生造文字。
高郵戰(zhàn)役——“全國對日最后一役”
《高郵縣志·大事記》記載，“1945年12月19日～26日，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華中野戰(zhàn)軍第七、八縱隊和地方武裝，在華中軍區(qū)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指揮下發(fā)起高郵戰(zhàn)役，攻克高郵城。郵城各界人士熱烈歡慶高郵抗日全勝”。并在該志《軍事·戰(zhàn)事》篇章中，對“高郵戰(zhàn)役”作粗略記載。然而，現存史料對這場戰(zhàn)役發(fā)生的具體經過及其意義未能詳細述及，尤以該場戰(zhàn)役是不是“全國對日最后一役”頗受爭議。
2013年，揚州市黨史辦主任、方志辦主任、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春龍等人先后去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臺灣等地，查閱大量館藏檔案、資料與“老報紙”，走訪多位健在的當事人及其知情親屬，搜集一大批記述該戰(zhàn)事的歷史資料，終于弄清了這場戰(zhàn)役的具體情況及其重大意義。是年，由高郵市地方史研究愛好者項俊東執(zhí)筆撰寫成長篇文章《對日最后一役——高郵戰(zhàn)役全揭秘》。該文分“戰(zhàn)役部署”“突破土城”“戰(zhàn)前攻心”“發(fā)起總攻”“‘洪部’受降”“戰(zhàn)果及意義”共六個部分，首次多視角、全景式地記述我軍對日軍開展的高郵戰(zhàn)役全過程。該文并綜述相關權威人士評價稱，“高郵戰(zhàn)役是我黨我軍抗戰(zhàn)史上濃墨重彩的經典戰(zhàn)役，創(chuàng)下了我軍作戰(zhàn)史上的多項之最：全國對日寇的最后一戰(zhàn)；高郵成為我軍從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全國范圍內殲敵最多的兩個縣市之一；在高郵舉行的受降儀式是日寇向新四軍投降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受降儀式。高郵戰(zhàn)役作戰(zhàn)時間之短、戰(zhàn)果之豐，在抗戰(zhàn)史上實屬罕見。”從此，高郵戰(zhàn)役的有關爭議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
注：本文中述及相關人員的職務均系當時在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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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郵，是一座文化古城，也是一座歷史名城。若從新石器時代的龍虬莊遺址形成年代算起，高郵至少承載著7000多年以來的人類燦爛文明。自20世紀80年代啟動新方志編纂工作以來，高郵市的方志工作者開始重視對本土史料的研究和利用，許多史志愛好者也紛紛加入到史料研究和利用的隊伍中來，出了許多成果。然而，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和歷史的種種原因，造成志書、史籍記述的缺失、遺漏、含糊，而不完善、不統(tǒng)一、不公允等諸多缺憾，給歷史留下許多疑團和懸念，引起人們的猜測和爭議。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有“十大歷史之謎”。
龍虬莊遺址先民的突現突隱
1993年，由南京博物院、揚州博物館、高郵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在高郵市一溝龍虬莊考古發(fā)掘，發(fā)現和確認龍虬莊是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規(guī)模之宏大、文化面貌之獨特、文化序列之完整，令專家學者們驚嘆不已。1995年、2001年，該遺址先后被江蘇省人民政府、國務院分別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是，該遺址發(fā)掘時發(fā)現中間僅存2000年左右的文化層，此前此后出現了文化斷層。距今7000年前，龍虬先民是從哪里來的？距今5000年后，龍虬先民又去了哪里？來無影去無蹤的先民聚落給遺址蒙上了一層厚厚的迷霧。明清《高郵州志》，雖列有“龍裘莊”條目，但條目下僅注有“位于高郵城東北”的簡略記述，未能提供相關信息。
2007年，時任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主席的姜文定同志，在他所著的《走進高郵》一書中給出了最新答案。該書稱，“根據考古工作者大量的比較分析，可能是突然消失在距今7000年左右淮河上游賈湖文化的先民，在當地生態(tài)資源日漸枯竭，而尋求新的生存空間時發(fā)生了一次文化遷徙，他們徒步來到人類環(huán)境優(yōu)越、草木茂盛的龍虬莊”。“就在龍虬文化繁榮時代，即距今5000年左右，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低洼的江淮東部變成汪洋一片，給龍虬莊先民們帶來了災難，他們不得不又一次遷徙。一支先民可能經江淮中部，最終到達淮河上游一帶；另一支先民可能沿海北上，艱辛輾轉跋涉，最終到達日本九州北部，成為日本彌生文化先民的一部分。
龍虬陶文的寓意秘密
在龍虬莊遺址發(fā)掘過程中，考古人員從遺址原生態(tài)小河邊，采集到一片泥質黑陶盆沿口殘片，上面有8個刻畫符號，左行4個符號類似甲骨文，右行4個符號類似動物圖形。經碳十四測定，該陶片距今約4000年左右，即為在龍虬莊遺址文化斷層之后，出現的又一聚落先民的遺存。今被專家學者稱為“在中國首次發(fā)現，僅此一塊”的“國寶級陶片”，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其陶文拓片已被收入《中國上古書法史》。但是，該陶片上的8個刻畫符號究竟為何種示意？引起全國文物界、史學界、書法界專家、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爭議。
1996年，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饒宗頤在《東南文化》雜志上率先發(fā)表題為《談高郵龍虬莊陶片的刻畫圖文》一文稱，此片符號分為兩組，其中，一組四字，第一字未明，第二字為“年”字，第三字可釋“朱”字，第四字可釋“尤”字，“朱尤”即“祝尤”；另一組繪有四只動物，似怪獸蟲魚之類。并指出，該陶片可視為“古代祝尤巫術之寫照”，亦可“看作揭示圖文并茂的古代記錄之一例，足見它的重要性”。1998年，西北大學古文字學家周曉陸在《東南文化》雜志上以題為《生命的頌歌——關于釋讀龍虬陶文的一封信》稱“龍虬莊陶文極其重要”，“關系到文化起源”，是中國“草書之祖”、“最初的漢字藝術品之一”。
2004年，全國眾多媒體紛紛刊載、轉載新聞記者采訪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莊天明的專題報道，稱“從江蘇省高郵市龍虬莊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遠上千年，該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八個類似文字的刻畫符號，左行四個字，近似甲骨文；右行四個字，類似動物側視圖形，分別似獸、魚、蛇、鳥”。時至今日，社會各界對龍虬莊陶片刻畫符號及其含義，雖未作出明晰而統(tǒng)一的定論，但一致肯定其歷史文物價值非常珍貴。
帝堯出生地之爭
魏晉皇甫謐所著《帝王世紀》載，“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為姓也”。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載，“高郵有北阿鎮(zhèn)，離城九十里，即晉時三阿”。明嘉靖《揚州府志》、清嘉慶《高郵州志》“北阿鎮(zhèn)”條目下均載，“（高郵）州西八十里，亦曰三阿”。1931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三阿”詞條下注“在江蘇高郵縣西北”。在中華地圖學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中，今高郵湖區(qū)西部標有三阿地名。20世紀90年代初，金湖縣地名辦副主任李義海認為，金湖縣是從高郵劃出的，且位于高郵西北，故三阿即今金湖縣域內的北阿鎮(zhèn)，亦稱塔兒集，即塔集鎮(zhèn)。于是，“帝堯出生于金湖”的消息便迅速出現于各大新聞媒體，而引起轟動。寶應人則撰文說帝堯出生于寶應縣射陽湖鎮(zhèn)。揚州、高郵等地人士當有別論。毋庸置疑，史書典籍已將“三阿”定位在高郵，關鍵是“三阿之南”今在何方？一時，帝堯出生地之爭，成為一個區(qū)域性的熱題。
1998年，泗陽縣社會學家談家德在《中國地名》雜志上發(fā)表《堯出生地芻議》文章，稱“《天長縣志》說，‘東北高郵、天長縣界有三阿’，‘三阿之南，最近處系當明之天長城門鄉(xiāng)或今之天長湖濱，遠而至今高郵湖西南五湖或白馬塘’。”進入21世紀后，揚州大學教授陳清碩，揚州市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印志華，以及高郵張愈、孫鐸、楊國寶、肖維琪等一大批熱心研究堯文化的愛好者，先后以不同論據、不同角度，分別發(fā)表《堯出生于高郵》《堯文化與揚州》《帝堯出生地考》《帝堯出生地在高郵神居山一帶》等文章，將“三阿之南”定位在高郵市的神居山一帶。
2007年，“高郵：堯文化發(fā)祥地”高層論壇在高郵市舉辦，19名中國先秦史學會專家、教授、學者和一批史志工作者、愛好者與會。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中國先秦史學會理事長李學勤，在他所作題為《從堯舜禹談到高郵》的主題報告中說，“三阿就在高郵，高郵是古代史中有關帝堯傳說的重要地點，高郵是研究和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地點，研究高郵地域文化以及江淮文化圈，是重建長江流域古史工作的探索和開拓。”中國先秦史學會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宮長為在會上最后說，高郵堯文化研究者深入研究首先得出“堯出生于高郵”的結論，進而推導出“高郵是堯文化的發(fā)祥地”的結論，應該是有說服力的。此次會議最終作出“高郵是堯文化的發(fā)祥地之一”的結論。
臨澤夏禹王廟的由來
明清《高郵州志》均記載，“夏禹王廟：在（高郵）臨澤鎮(zhèn)，以大禹排淮注江道出于郵，故立廟祀之。”夏禹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建立封建王朝的最高統(tǒng)治者，又是歷史上家喻戶曉、深受人們崇敬的治水專家和御水英雄。他在高郵領導組織和實施過治淮大型治排水工程的業(yè)績，便成為高郵歷史上一個重要古文化的代表與象征。但該廟因未有史料明確記載建廟時間，而引起種種猜測。
2013年，高郵市政協主席倪文才就夏禹王廟問題深入進行史料查證和民間調研，撰寫成《臨澤夏禹王廟的前世今生》一文。該文稱，“據查，明嘉靖《惟揚志》所載隋唐高郵地形圖中，在臨澤鎮(zhèn)的西南方向標有禹王廟。因此，臨澤禹王廟最遲在隋唐時期就已建成”。
運河高郵段的頻繁變道
今人只知道，京杭大運河高郵段北從界首起，途經馬棚，沿高郵城西沿，經過車邏，止于邵伯。但對歷史上該段河道河線如何頻繁變化卻鮮為人知。
2013年，肖維琪在查閱許多史料、志書、水利檔案后，撰寫成《高郵運河十八變》一文，首次較為全面、系統(tǒng)地向人們講述運河高郵段歷史頻繁變道情況。該文稱，運河高郵段，源于“春秋吳王夫差開筑邗溝，溝通沿境（注：指高郵境內）諸湖入淮”，此后分別于東漢建安二年、西晉永興初年、東晉興寧中期、隋開皇七年、隋大業(yè)元年、宋初、宋天禧四年、明洪武九年、明宣德七年、明弘治三年、明萬歷四年、明萬歷十三年、明萬歷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七年、清康熙六十年和新中國成立后的1956年、1959年、1984年，共發(fā)生18次較大的河道河線變化。其中，大的便名有4次，即：春秋末期（公元前486年），稱為“邗溝東道”；宋天禧四年（1020年），《宋書》始載“揚州運河”高郵段；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尚書張玉書在奏文中首稱“里運河”；新中國成立后，從北京至杭州對運河全線進行改造，高郵運河段通過東移、裁直、拓寬、浚深，成為當今的“京杭大運河高郵段”。
“盂城”地名的溯源
高郵，歷史上曾喚作過“秦郵”“三阿”“幽州”“神農”“廣鄴”“高沙”“承州”“珠湖”“盂城”“散州”等地名。這些地名的由來多有史料記載，唯獨“盂城”僅引見于古詩詞。如明末清初地理歷史學家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稱，“宋時州人秦觀詩曰：‘吾鄉(xiāng)如覆盂，地處揚楚脊。環(huán)以萬頃湖，天粘四無壁’。故高郵城亦曰盂城”。今人援引亦系該詩，究竟何時何因稱“盂城”，卻不得而知。
2013年，揚州職業(yè)大學師范學院（高郵）教師陳友興在《高郵日報》上發(fā)表《盂城之由來》一文。該文稱，宋王象之編著的《輿地紀勝》和宋祝穆編著的《方輿勝覽》關于“盂城”的引文，只言郡志和《高郵志》，即宋代的高郵方志?！斗捷泟儆[·郡名》曰，“盂城，郡志謂：地形四隅皆低，城基特高，狀如覆盂。”《輿地紀勝》“景物”目的記載，與此類似，唯稱引文為《高郵志》。因此，宋《高郵志》本身才是“盂城”這一地名的首倡者?！陡哙]志》的最初版本，至遲應追溯到熙寧八年（1075年）以前的北宋中前期。
元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
據南京大學歷史系編寫的《中國歷代名王的細節(jié)人辭典》載，元末江浙農民起義首領、割據勢力頭目、泰州人張士誠，于至正十四年（1354年）攻下高郵城后，自立誠王，國號周，年號天佑。高郵明清及以后志書均將此事列為高郵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但對張士誠在高郵稱王前前后后的具體情況，尚欠詳盡記述。
2013年，肖維琪經過廣泛收集資料，撰寫成《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長篇文章，全文分為“泰州舉事”“高郵稱王”“蘇州敗亡”三個部分，第一次較完整、具體地敘述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及前后的情況。尤為較具體地記述如何血戰(zhàn)高郵三垛鎮(zhèn)、智取高郵城、設王宮于高郵城內承天寺、毀寺中觀音銅巨像鑄行錢幣、從高郵遷都至平江（今蘇州之地）先后改稱周王和吳王、元順帝數次發(fā)兵高郵攻城與招降等細節(jié)。該文說，張士誠在高郵建都從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正月至十六年（1356年）四月，只有兩年多，但高郵在張士誠統(tǒng)治下長達11年之久。讀了此文，可令人知悉張士誠在高郵建都稱王的全過程。
明右丞相汪廣洋后裔與墓葬的下落
歷史上有史記載，高郵出過最大的官是明初右丞相汪廣洋。據史書載，汪廣洋（？～1379年），字朝宗，高郵人，通經史，善篆隸，工詩歌，元末中進士，明洪武四年（1371年）、十年（1377年）兩度被拜為右丞相。洪武十二年（1379年），因受左丞相胡惟庸毒死御史中丞劉基案牽連，被賜死。但對汪是否“株連九族”問題，未有史料記載。若未“株連九族”，汪廣洋后裔又在哪里？明隆慶《高郵州志》載，“相公墳，不詳其名、年代。或曰：丞相汪廣洋墳也。其墳方三十余畝，在城西十五里茅塘港口。”州志對汪廣洋墓葬記述十分含糊，汪廣洋到底尸歸何處？令人費解。
2013年，高郵市政協主席倪文才和市政協秘書長林榮巖從家住高郵城的汪曾祺妹夫金家渝口中得知，曾有山東臨清三個姓汪的人到他家尋親問祖時，自稱是汪廣洋的后代。于是，他們和高郵市政協文史委主任孫曉寶沿著這條線索，趕赴臨清進行實地尋訪。據汪廣洋18世孫、臨清市政協主席汪保遠等人介紹：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株連殺戮氣氛仍恐怖全國，汪廣洋后人幾經躲藏來到山東，其中，汪長子汪子持攜長孫汪彥才、長侄汪彥琛暗徙至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棗科里（今臨清市唐元鎮(zhèn)西棗村，又稱陶山）；次子汪子守、幼子汪子元及四孫則隱居福山，并改為王姓。如今，山東臨清有汪廣洋后裔3萬多人。臨清博物館在2009年的文物普查中，才發(fā)現汪廣洋墓葬于臨清郊外的八岔鎮(zhèn)，墓地立有多位歷史名人為其所題碑刻。據汪后裔收藏的《汪氏族譜明丞相后裔卷二》載：“1392年，汪廣洋長子子持為避牽連，推柩攜子、侄，由山東福山遷至館陶楊二莊僦屋而居，并將公之柩隱葬”。今該處已建成汪廣洋家族墓園，列為山東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至此，汪廣洋后裔和墓葬的去處，才真相大白。
清吳三桂后裔的藏身之處
據史書和典籍記載，被稱做“一代梟雄”的吳三桂（1612～1678年），系高郵人，從小習武，曾中武舉，以父蔭襲軍官。明末任遼東總兵，封平西伯。清初封平西王?？滴跏辏?673年），舉兵叛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據嶺南六省?？滴跏辏?674年），稱帝于衡州（今湖南衡陽），國號大周，改元昭武元年。后因屢敗，憂忿而死。子孫繼位，至洪化三年（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為清所滅。此后，清對其“逆屬人口”、“部下舊人”繼而進行十余年的大清查，吳氏族人幾近斬盡殺絕。但是，吳氏族人是否有人躲過這一劫，史料未有記載，僅偶有民間傳言，而致其撲朔迷離。
2012年9月，高郵市政協秘書長林榮巖根據相關信息，前往貴州岑鞏馬家寨進行探訪，通過走訪吳氏家史傳承秘傳人和當地文史學者與文史愛好者，并查閱當代清史專家李治亭、滕紹箴關于馬家寨考證研究的專著，撰寫成兩萬多字考證文章，終于揭開吳三桂妾陳圓圓攜吳后人逃逸、隱藏的歷史秘密。據吳氏秘傳人口口相傳，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吳三桂突然病逝后，其次子吳應麒命將軍、親信馬寶和鎮(zhèn)遠守將江義秘密護送，養(yǎng)母陳圓圓扶吳三桂靈柩，并攜次孫吳世珺、三孫吳世珵及兒媳涂氏等人，從湖南衡陽（今湖南省衡陽市）由水路經常德、沅州，到達云南昆明，后又秘密轉至貴州思州（今貴州省岑鞏縣），在知府李敷治的幫助下，隱藏于猴子嶺的搭茅洞。因居深山洞穴，涂氏葬身于虎口，不得不先后移居屋場田、老屋場。清康熙二十年（1681年），吳應麒兵敗平遠后，回到陳圓圓身邊，與兩子會合。為瞞人耳目，躲避清廷追殺，便取馬寶之馬姓將其居地叫做馬家寨。從此，吳氏后人定居于此，休養(yǎng)生息，繁衍子孫,歷經300多年。馬家寨現有230多戶、2000多人口。在馬家寨北側一個寬數百米的朝陽山坡，為吳氏家族墓地，居中的是吳三桂、陳圓圓、吳應麒的墓葬，墓地中唯一外姓墓葬是馬寶將軍墓，均立有清代墓碑，其碑文十分隱晦含蓄，且有生造文字。
高郵戰(zhàn)役——“全國對日最后一役”
《高郵縣志·大事記》記載，“1945年12月19日～26日，經中共中央軍委批準，華中野戰(zhàn)軍第七、八縱隊和地方武裝，在華中軍區(qū)司令員張鼎丞、副司令員粟裕指揮下發(fā)起高郵戰(zhàn)役，攻克高郵城。郵城各界人士熱烈歡慶高郵抗日全勝”。并在該志《軍事·戰(zhàn)事》篇章中，對“高郵戰(zhàn)役”作粗略記載。然而，現存史料對這場戰(zhàn)役發(fā)生的具體經過及其意義未能詳細述及，尤以該場戰(zhàn)役是不是“全國對日最后一役”頗受爭議。
2013年，揚州市黨史辦主任、方志辦主任、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劉春龍等人先后去北京、南京、上海、杭州、臺灣等地，查閱大量館藏檔案、資料與“老報紙”，走訪多位健在的當事人及其知情親屬，搜集一大批記述該戰(zhàn)事的歷史資料，終于弄清了這場戰(zhàn)役的具體情況及其重大意義。是年，由高郵市地方史研究愛好者項俊東執(zhí)筆撰寫成長篇文章《對日最后一役——高郵戰(zhàn)役全揭秘》。該文分“戰(zhàn)役部署”“突破土城”“戰(zhàn)前攻心”“發(fā)起總攻”“‘洪部’受降”“戰(zhàn)果及意義”共六個部分，首次多視角、全景式地記述我軍對日軍開展的高郵戰(zhàn)役全過程。該文并綜述相關權威人士評價稱，“高郵戰(zhàn)役是我黨我軍抗戰(zhàn)史上濃墨重彩的經典戰(zhàn)役，創(chuàng)下了我軍作戰(zhàn)史上的多項之最：全國對日寇的最后一戰(zhàn)；高郵成為我軍從日寇手中解放的最后一座城市；全國范圍內殲敵最多的兩個縣市之一；在高郵舉行的受降儀式是日寇向新四軍投降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受降儀式。高郵戰(zhàn)役作戰(zhàn)時間之短、戰(zhàn)果之豐，在抗戰(zhàn)史上實屬罕見。”從此，高郵戰(zhàn)役的有關爭議由此畫上了一個句號。
注：本文中述及相關人員的職務均系當時在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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